气不仅指人的气力，也指人的意气、意志、感情。
(88)《天地篇》，《河南程氏粹言》卷2，载《二程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1227页。恒常的道是度越了可见可说的道，恒常的名是度越了可称可说的名，所以其道其名非经验性、感觉性的有名有形，而是恒常性的无形无名。
(27)参见刘述先：《理一分殊的现代解释》，载《儒家思想与现代化》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522页。《玉篇?歺部》：殊，《仓颉》云：‘殊，异也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文是指六艺之文，行是指德行，即个人的道德修养，特别是立于礼。朱子对二程子总是特别尊重和看重，这在其全部著作中无不如此。其圣明恭敬之德，日升而不退也。
子张深以为然，于是便将这些话写在了绅带上，作为自己的警示语。《礼记·中庸》引孔子的话：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以此方式，儒家的教化得以安顿，得以理解。
意即，孔门《诗》《书》礼乐之教，其宗旨和目的乃是为了内心的成德。三、子游的道统地位 在孔门七十子中，子游是非常突出的一位。⑤朱子自谓：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，直是不能睡。而《檀弓下》没有了舞，喜之终也和踊，愠之终也两句，中间多了一句舞斯愠，由舞直接过渡到愠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两者无论其道路还是宗旨，都有内在的继承关系。身在孔门，无人不知孔子之学是为己之学，只是对己的体认与理解不同。
(26)后来，《性自命出》失传，《檀弓下》在流传、整理的过程中，或人误在两层隔断之处增入舞斯愠，造成了文义的纠葛。(28)实际上，它是以性情发生学为基础的、以心术为教化途径的、以生德于中为宗旨的成德之学。由此，孔门的《诗》《书》礼乐之道，在性情-心术论的视域下，重新获得了它的表达和实现方式。子张于此不足，故子游、曾子乃有如此评论。
一个重要的方式，是通过子思的继承。在此意义上，我们可以将子游视为孔子、子思之间儒学思想发展的中间环节。历史上，由于《礼记?檀弓上》、《孔丛子?居卫》等记载了曾子与子思的问答，且孟子又说：曾子、子思同道。(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7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432页) ⑥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90页。
这条道路，贯通天人、内外，融摄了《诗》《书》礼乐，经由心术的工夫，归于生德于中的宗旨。以往有的学者指出，《礼记?礼运》为子游所作。
情在于斯，其是也夫？子游曰：礼，有微情者，有以故兴物者。事实上，子游已经深入了人情的内在运作方式，来为礼制规定的必要性作出了一个新的论证。
(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91页)按，从下文可知，子游并没有抛弃丧礼仪程、任意表达哀情的意思。这不仅是由于他代表后期弟子、位列文学科第一名，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的创发。故子游的《性自命出》，在儒学发展史上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此评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特别注重内在德行修养的子游和曾子。如果说《论语》等所见的子游重本的倾向，是子游之学的早期发端。此落处，孔子则谓之己。
⑧子夏细行严谨，奉养有方，但内在的深爱并不充沛，故孔子告诫以此。(《性自命出》) 在此，天-命-性-情-道-义，构成了基本的逻辑环节。
所谓色难，即事亲时的愉色和婉容，这是出于内在的爱意的。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强的主张。
子游由对本的关切与思考，转出性情-心术论的思想道路，是儒家心性论转向的关键人物。《论语》列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四科，共十位代表。
今以三年之丧，从其利者，吾弗知也!(《孔子家语?子贡问》记载相似)。陈来认为，简文的命即生命，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论环节，从而与《中庸》天命之谓性的命(作为活动)相区分(参见陈来：《郭店楚简〈性自命出〉与儒学人性论》，《竹帛〈五行〉与简帛研究》，第87页)。我们认为，两处应该是同一段论述。子游重本，但他没有说本具体指什么。
这一点是孔子所不曾做过的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。子夏致力于知识和能力的积累，对己、对德，以及它们所依托的人的内心活动，是缺乏深刻理解的。
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!(《论语?子张》) 朱子于此章颇为用力。但在《中庸》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的论述中，情字隐入了性字之中，未获独立的意义，在后续的论述中也未出现。
李零认为，第一术是心术，另三术是诗、书、礼乐，后者从心术派生，并受心术指导(参见李零：《郭店竹简校读记(增订本)》，第153～154页)。康有为说：颜子之外，子游第一。
可以推测，作者是对话在场者的可能性很大。如姜光辉先生认为，《中庸》一书反映了子思的成熟的思想，其起首言‘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，此三语隐括了《郭店楚墓竹简》中《性自命出》的内容。那么，《性自命出》的性情-心术论，则是其长期沉潜之后的展开形态。人的至德，乃是道的凝聚之处，亦即工夫的落脚处。
于是，有了子游、子夏的本末之辨。(27)此外，在先秦儒家文献中，此种用法还见于《礼记?曾子问》：孔子曰：‘吾闻诸老聃曰：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。
③但思想史的研究表明，《礼运》是战国中期盛行的禅让思潮的一曲挽歌，应出于子游学派后期学者之手，而不会是子游的作品。(《论语?子张》)丧礼只要致极居丧者的哀情即可。
(20)从思想的演进历程看，若《乐记》果为公孙尼子的作品，则它之前，或有另一个文献是其思想的来源。……但这一系，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。